第126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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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咱们说到，美军在阿留申群岛那片“冰雪地狱”里，打了一场极其惨烈、也极其荒诞的“鬼岛”之战。
阿图岛的鲜血和基斯卡岛的空寂，总算是把日本人从北美大陆的最后一个角落给“请”了出去，也给太平洋战争的北方战线，画上了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句号。
然而，战争这盘大棋，从来都不是在一个棋盘上下的。
就在北太平洋的冰雾尚未完全散尽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那片被阳光和沙尘笼罩的北非，另一场决定命运的较量，也即将尘埃落定。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几位将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顶级玩家”，已经悄悄地聚集在了一起，准备为这场已经打得天翻地覆的世界大战，定下下一个阶段的“游戏规则”。
这一次，他们选择的“牌桌”，不在伦敦，不在华盛顿，也不在莫斯科，而是在一个刚刚被战火“洗礼”过、充满了异域风情和政治博弈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
时间，1943年1月。
法属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这座濒临大西洋的白色城市，空气中还弥漫着两个月前“火炬行动”留下的淡淡硝烟味，以及摩洛哥薄荷茶那特有的甜香。
城郊的安法酒店，一座充满了殖民地风格的豪华建筑，此刻被美英两国的宪兵围得是水泄不通，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只苍蝇飞进去都得先验明正身。
这里，即将召开一场将深刻影响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的、代号为“符号”的盟军最高级别首脑会议——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卡萨布兰卡会议。
为什么是卡萨布兰卡？ 这地方选得，那叫一个讲究。
首先，这里刚刚在几个月前的“火炬行动”中，被美英盟军从维希法国手里给“解放”了，在这里开会，本身就是向全世界（特别是向轴心国）炫耀盟军在地中海和北非战场上取得的胜利，那政治象征意义，杠杠的。
其次，这里相对安全，远离欧洲大陆的战火，也方便罗斯福总统这位身体不便的“轮椅上的巨人”，能够安全地横渡大西洋，亲临会场。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这时间点，更是卡得恰到好处。
东线战场，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正把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往死里揍，虽然最后的“饺子”还没完全煮熟，但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明显地向苏联一方倾斜。
北非战场呢，蒙哥马利在阿拉曼也刚刚把隆美尔给打得找不着北，正追着他的屁股一路向西。
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态势，似乎都开始出现了积极的转机。
但转机，也意味着新的抉择。
下一步该怎么走？是立刻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直捣黄龙？还是先从“欧洲软腹部”意大利下手，一点点地往上啃？太平洋那边，刚赢了中途岛和瓜岛，是该乘胜追击，还是先稳一稳？这些问题，都急需英美这两大“盟主”坐下来，好好地碰个头，统一一下思想，别到时候各打各的，乱成一锅粥。
谁来了？谁又没来？ 这次峰会，可以说是盟军最高层的一次“内部茶话会”。
唱主角的，自然是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位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另一位则是大英帝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这俩人，一个坐在轮椅上，一个叼着雪茄，将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为未来一年的全球战争，定下基调。
陪着他们开会的，还有一大帮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军政高参们，比如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欧内斯特·金上将，英国的艾伦·布鲁克将军、达德利·庞德元帅等等。
当然，还有那位即将被正式任命为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的“老好人”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也列席了部分军事议题的讨论，准备接下这副重担。
但这次会议，更有意思的，是“谁没来”和“谁不想来”。
斯大林没来。
罗斯福和丘吉尔倒是热情地邀请了这位苏联的“钢铁领袖”，希望他也能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三打一”。
可斯大林同志回电了，说：“抱歉了，兄弟们，家里正忙着呢！斯大林格勒那边正到收尾的关键时刻，我实在是走不开。
你们先聊，有啥好事儿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 中国的蒋介石也没来。
这时候的中国，虽然也在苦苦支撑着抗日战争，但在英美的全球战略棋盘上，分量还不够重，基本上就是个“被通知”的角色。
而最拧巴、也最让丘吉尔头疼的，则是那位身在伦敦、心比天高、自认为是“法兰西唯一合法代表”的夏尔·戴高乐将军。
要说这卡萨布兰卡会议，除了讨论怎么打德国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棘手的“附加议题”——那就是怎么处理法国这个烂摊子。
自从法国投降之后，这法兰西就裂成了好几瓣，乱得跟一锅八宝粥似的。
一边，是远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和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
戴高乐这人，咱们前面说过，骨头硬，自尊心强，身上那股子“法兰西民族性格”简直是深入骨髓。
他坚信自己才是法兰西不屈精神的唯一象征，代表着所有仍在抵抗的法国人民，绝不肯受任何人摆布。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另一边呢，是在法属北非，一个名叫亨利·吉罗的法国将军，在美国人的扶持下，也扯起了“反德”的大旗。
这位吉罗将军，也算是一员老将了，曾经在德军的战俘营里成功越狱，逃回了法国，也算是条汉子。
但他之前毕竟是在维希政府手底下干过的，思想上比较保守，跟戴高乐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劲儿，完全不是一路人。
罗斯福总统，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戴高乐。
他觉得戴高乐这个人，太傲慢，太难搞，太不听话，还老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有点“拿破仑情结”，将来不好控制。
相比之下，吉罗将军这种传统的、没什么政治野心、而且还比较“亲美”的军人，就显得可爱多了，也更容易当个听话的“代理人”。
所以，在“火炬行动”之后，美国就一直大力扶植吉罗，希望他能统一法属北非的军事力量，成为未来法国的领导人。
这下，问题就来了。
戴高乐和吉罗，这俩人是互相瞧不上眼，谁也不服谁。
戴高乐觉得吉罗是从维希那个“法奸”阵营里出来的，血统不纯，是个“投机分子”；吉罗呢，则觉得戴高乐不过是个在伦敦“打嘴炮”的流亡将军，手底下没几个兵，凭什么代表法国？ 丘吉尔夹在这俩人中间，那叫一个头疼。
他心里是偏向戴高乐的，毕竟“自由法国”的大本营就在伦敦，而且他也欣赏戴高乐那股子不屈不挠的劲儿。
可他又不能得罪美国这个“大金主”，只能跟着罗斯福一起，捏着鼻子哄着吉罗。
为了解决这个“法国内斗”的问题，也为了在全世界面前，营造出一副“法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美好景象，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必须把戴高乐和吉罗这俩“冤家”，都弄到卡萨布兰卡来，让他们当着全世界记者的面，握个手，言个和，至少在表面上，得像个样子。
吉罗那边好说，美国人一发话，他就颠儿颠儿地来了。
可戴高乐这边，可就费了牛劲了。
戴高乐一听，要去卡萨布兰卡跟吉罗那个“维希叛徒”平起平坐地开会，当场就炸了毛！他觉得这是罗斯福在故意羞辱他，是想用吉罗来取代他“自由法国”领袖的地位。
他断然拒绝了邀请，跟丘吉尔说：“要去你们去，我，戴高乐，绝不与叛徒为伍！” 罗斯福一看戴高乐这臭脾气上来了，也是又好气又好笑，忍不住对丘吉尔催促道：“新郎（指吉罗）都已经到教堂了，我们的新娘（指戴高乐）怎么还迟迟不肯露面呢？” 这下可把丘吉尔给急坏了。
他知道，要是这次峰会，只有吉罗一个人代表法国出席，那戴高乐和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在政治上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
于是，他亲自出马，对戴高乐是又劝又哄，软磨硬泡，好话说了一箩筐，最后甚至撕破了脸皮，向戴高乐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威胁说他不会支持戴高乐去反对自己的美国盟友。
丘吉尔几乎是摊牌了，对戴高乐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充满了政治现实主义残酷意味的话：“在罗斯福和你之间，我将永远挑选大的。
” 这话的分量，戴高乐不能不懂。
他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丘吉尔“只要你来了，你就是正统”的半哄半骗的承诺下，戴高乐还是极不情愿地、全程黑着脸，登上了飞往卡萨布兰卡的飞机。
于是，在卡萨布兰卡的安法酒店里，就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极其罕见、也极其尴尬的一幕：代表着“流亡抵抗”的戴高乐，和代表着“反正归顺”的吉罗，在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大佬”的注视下，冷着脸，坐到了一张桌子旁。
那气氛，冷得能让北非的蝎子都冻僵。
据说，就在正式会谈前，戴高乐站在酒店的阳台上，阴沉着脸抽着烟，对同样叼着雪茄的丘吉尔说：“你要我握那个人的手？我告诉你，温斯顿，那我宁愿去握一个沾满了鲜血的德国人的手！” 丘吉尔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慢悠悠地回了一句：“是啊，夏尔，我理解。
但问题是，那个人（吉罗）的手上，现在握着的是美国的钱。
” 这句话，一针见血，也让戴高乐陷入了沉默。
最终，在两位“大佬”的强行“撮合”之下，戴高乐和吉罗，在记者们的闪光灯面前，上演了一场被称为“政治婚礼”的、极其僵硬的握手。
罗斯福和丘吉尔站在他们身后，笑得像两位刚刚把自家两个闹别扭的孩子强行按在一起的家长。
会议也煞有介事地宣布，两人将共同担任新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共同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
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场面上的“作秀”。
这个所谓的“联合委员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个“同床异梦”的怪胎，名存实亡。
戴高乐和吉罗之间的权力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但至少在卡萨布兰卡，罗斯福暂时达到了他的目的——用一个听话的吉罗，来牵制那个不听话的戴高乐，确保法国在北非的势力，能够牢牢地掌握在盟军（主要是美国）的手中。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会议核心议题：欧洲与太平洋的“两线奏鸣曲” 解决了法国那点“家务事”之后，会议总算是进入了正题——1943年，这仗，到底该
阿图岛的鲜血和基斯卡岛的空寂，总算是把日本人从北美大陆的最后一个角落给“请”了出去，也给太平洋战争的北方战线，画上了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句号。
然而，战争这盘大棋，从来都不是在一个棋盘上下的。
就在北太平洋的冰雾尚未完全散尽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那片被阳光和沙尘笼罩的北非，另一场决定命运的较量，也即将尘埃落定。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几位将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顶级玩家”，已经悄悄地聚集在了一起，准备为这场已经打得天翻地覆的世界大战，定下下一个阶段的“游戏规则”。
这一次，他们选择的“牌桌”，不在伦敦，不在华盛顿，也不在莫斯科，而是在一个刚刚被战火“洗礼”过、充满了异域风情和政治博弈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
时间，1943年1月。
法属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这座濒临大西洋的白色城市，空气中还弥漫着两个月前“火炬行动”留下的淡淡硝烟味，以及摩洛哥薄荷茶那特有的甜香。
城郊的安法酒店，一座充满了殖民地风格的豪华建筑，此刻被美英两国的宪兵围得是水泄不通，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只苍蝇飞进去都得先验明正身。
这里，即将召开一场将深刻影响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的、代号为“符号”的盟军最高级别首脑会议——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卡萨布兰卡会议。
为什么是卡萨布兰卡？ 这地方选得，那叫一个讲究。
首先，这里刚刚在几个月前的“火炬行动”中，被美英盟军从维希法国手里给“解放”了，在这里开会，本身就是向全世界（特别是向轴心国）炫耀盟军在地中海和北非战场上取得的胜利，那政治象征意义，杠杠的。
其次，这里相对安全，远离欧洲大陆的战火，也方便罗斯福总统这位身体不便的“轮椅上的巨人”，能够安全地横渡大西洋，亲临会场。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这时间点，更是卡得恰到好处。
东线战场，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正把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往死里揍，虽然最后的“饺子”还没完全煮熟，但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明显地向苏联一方倾斜。
北非战场呢，蒙哥马利在阿拉曼也刚刚把隆美尔给打得找不着北，正追着他的屁股一路向西。
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态势，似乎都开始出现了积极的转机。
但转机，也意味着新的抉择。
下一步该怎么走？是立刻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直捣黄龙？还是先从“欧洲软腹部”意大利下手，一点点地往上啃？太平洋那边，刚赢了中途岛和瓜岛，是该乘胜追击，还是先稳一稳？这些问题，都急需英美这两大“盟主”坐下来，好好地碰个头，统一一下思想，别到时候各打各的，乱成一锅粥。
谁来了？谁又没来？ 这次峰会，可以说是盟军最高层的一次“内部茶话会”。
唱主角的，自然是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位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另一位则是大英帝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这俩人，一个坐在轮椅上，一个叼着雪茄，将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为未来一年的全球战争，定下基调。
陪着他们开会的，还有一大帮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军政高参们，比如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欧内斯特·金上将，英国的艾伦·布鲁克将军、达德利·庞德元帅等等。
当然，还有那位即将被正式任命为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的“老好人”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也列席了部分军事议题的讨论，准备接下这副重担。
但这次会议，更有意思的，是“谁没来”和“谁不想来”。
斯大林没来。
罗斯福和丘吉尔倒是热情地邀请了这位苏联的“钢铁领袖”，希望他也能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三打一”。
可斯大林同志回电了，说：“抱歉了，兄弟们，家里正忙着呢！斯大林格勒那边正到收尾的关键时刻，我实在是走不开。
你们先聊，有啥好事儿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 中国的蒋介石也没来。
这时候的中国，虽然也在苦苦支撑着抗日战争，但在英美的全球战略棋盘上，分量还不够重，基本上就是个“被通知”的角色。
而最拧巴、也最让丘吉尔头疼的，则是那位身在伦敦、心比天高、自认为是“法兰西唯一合法代表”的夏尔·戴高乐将军。
要说这卡萨布兰卡会议，除了讨论怎么打德国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棘手的“附加议题”——那就是怎么处理法国这个烂摊子。
自从法国投降之后，这法兰西就裂成了好几瓣，乱得跟一锅八宝粥似的。
一边，是远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和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
戴高乐这人，咱们前面说过，骨头硬，自尊心强，身上那股子“法兰西民族性格”简直是深入骨髓。
他坚信自己才是法兰西不屈精神的唯一象征，代表着所有仍在抵抗的法国人民，绝不肯受任何人摆布。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另一边呢，是在法属北非，一个名叫亨利·吉罗的法国将军，在美国人的扶持下，也扯起了“反德”的大旗。
这位吉罗将军，也算是一员老将了，曾经在德军的战俘营里成功越狱，逃回了法国，也算是条汉子。
但他之前毕竟是在维希政府手底下干过的，思想上比较保守，跟戴高乐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劲儿，完全不是一路人。
罗斯福总统，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戴高乐。
他觉得戴高乐这个人，太傲慢，太难搞，太不听话，还老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有点“拿破仑情结”，将来不好控制。
相比之下，吉罗将军这种传统的、没什么政治野心、而且还比较“亲美”的军人，就显得可爱多了，也更容易当个听话的“代理人”。
所以，在“火炬行动”之后，美国就一直大力扶植吉罗，希望他能统一法属北非的军事力量，成为未来法国的领导人。
这下，问题就来了。
戴高乐和吉罗，这俩人是互相瞧不上眼，谁也不服谁。
戴高乐觉得吉罗是从维希那个“法奸”阵营里出来的，血统不纯，是个“投机分子”；吉罗呢，则觉得戴高乐不过是个在伦敦“打嘴炮”的流亡将军，手底下没几个兵，凭什么代表法国？ 丘吉尔夹在这俩人中间，那叫一个头疼。
他心里是偏向戴高乐的，毕竟“自由法国”的大本营就在伦敦，而且他也欣赏戴高乐那股子不屈不挠的劲儿。
可他又不能得罪美国这个“大金主”，只能跟着罗斯福一起，捏着鼻子哄着吉罗。
为了解决这个“法国内斗”的问题，也为了在全世界面前，营造出一副“法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美好景象，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必须把戴高乐和吉罗这俩“冤家”，都弄到卡萨布兰卡来，让他们当着全世界记者的面，握个手，言个和，至少在表面上，得像个样子。
吉罗那边好说，美国人一发话，他就颠儿颠儿地来了。
可戴高乐这边，可就费了牛劲了。
戴高乐一听，要去卡萨布兰卡跟吉罗那个“维希叛徒”平起平坐地开会，当场就炸了毛！他觉得这是罗斯福在故意羞辱他，是想用吉罗来取代他“自由法国”领袖的地位。
他断然拒绝了邀请，跟丘吉尔说：“要去你们去，我，戴高乐，绝不与叛徒为伍！” 罗斯福一看戴高乐这臭脾气上来了，也是又好气又好笑，忍不住对丘吉尔催促道：“新郎（指吉罗）都已经到教堂了，我们的新娘（指戴高乐）怎么还迟迟不肯露面呢？” 这下可把丘吉尔给急坏了。
他知道，要是这次峰会，只有吉罗一个人代表法国出席，那戴高乐和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在政治上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
于是，他亲自出马，对戴高乐是又劝又哄，软磨硬泡，好话说了一箩筐，最后甚至撕破了脸皮，向戴高乐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威胁说他不会支持戴高乐去反对自己的美国盟友。
丘吉尔几乎是摊牌了，对戴高乐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充满了政治现实主义残酷意味的话：“在罗斯福和你之间，我将永远挑选大的。
” 这话的分量，戴高乐不能不懂。
他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丘吉尔“只要你来了，你就是正统”的半哄半骗的承诺下，戴高乐还是极不情愿地、全程黑着脸，登上了飞往卡萨布兰卡的飞机。
于是，在卡萨布兰卡的安法酒店里，就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极其罕见、也极其尴尬的一幕：代表着“流亡抵抗”的戴高乐，和代表着“反正归顺”的吉罗，在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大佬”的注视下，冷着脸，坐到了一张桌子旁。
那气氛，冷得能让北非的蝎子都冻僵。
据说，就在正式会谈前，戴高乐站在酒店的阳台上，阴沉着脸抽着烟，对同样叼着雪茄的丘吉尔说：“你要我握那个人的手？我告诉你，温斯顿，那我宁愿去握一个沾满了鲜血的德国人的手！” 丘吉尔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慢悠悠地回了一句：“是啊，夏尔，我理解。
但问题是，那个人（吉罗）的手上，现在握着的是美国的钱。
” 这句话，一针见血，也让戴高乐陷入了沉默。
最终，在两位“大佬”的强行“撮合”之下，戴高乐和吉罗，在记者们的闪光灯面前，上演了一场被称为“政治婚礼”的、极其僵硬的握手。
罗斯福和丘吉尔站在他们身后，笑得像两位刚刚把自家两个闹别扭的孩子强行按在一起的家长。
会议也煞有介事地宣布，两人将共同担任新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共同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
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场面上的“作秀”。
这个所谓的“联合委员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个“同床异梦”的怪胎，名存实亡。
戴高乐和吉罗之间的权力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但至少在卡萨布兰卡，罗斯福暂时达到了他的目的——用一个听话的吉罗，来牵制那个不听话的戴高乐，确保法国在北非的势力，能够牢牢地掌握在盟军（主要是美国）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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