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新道家：主理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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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道德
向郭认为宇宙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他们说：“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
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
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
……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
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
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大宗师》“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注） 社会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人类的需要都是经常变化的。
在某一时代好的制度和道德，在另一时代可能不好。
向郭注说：“夫先王典礼，所以适时用也。
时过而不弃，即为民妖，所以兴矫效之端也。
”（《天运》“围于陈蔡之间……”注） 又说：“法圣人者，法其迹耳。
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滞矣。
”（《胠箧》“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注） 社会随形势而变化。
形势变了，制度和道德应当随之而变。
如果不变，“即为民妖”，成为人为的桎梏。
新的制度和新的道德应当是自生的，这才自然。
新与旧彼此不同是由于它们的时代不同。
它们各自适合各自时代的需要，所以彼此并无优劣可言。
向郭不像老庄那样，反对制度和道德本身。
他们只反对过时的制度和道德，因为它们对于现实社会已经不自然了。
“有为”和“无为” 因此向郭对于先秦道家天、人的观念，有为、无为的观念，都做了新的解释。
社会形势变化了，新的制度和道德就自生了。
任它们自己发展，就是顺着天和自然，就是无为，反对它们，固执过时的旧制度和旧道德，就是人和人为，就是有为。
向郭注说：“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群，不得已之势也；旷然无情，群知之府也。
承百流之会，居师人之极者，奚为哉？任时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大宗师》“以知为时者……”注） 一个人在他的活动中，让他的自然才能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就是无为。
反之是有为。
向郭注说：“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
尽能在于自任。
……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
而惑者闻任马之性，乃谓放而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庄生之旨远矣。
”（《马蹄》“饥之渴之……”注）虽然这样批评，其实这些人对庄子的理解似乎并不是错得很远。
不过向郭对庄子的解释，的确是高明的创见。
向郭还对先秦道家的“纯素之道”做出了新的解释。
他们说：“苟以不亏为纯，则虽百行同举，万变参备，乃至纯也。
苟以不杂为素，则虽龙章风姿，倩乎有非常之观，乃至素也。
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质而杂乎外饰，则虽犬羊之鞹庸得谓之纯素哉！”（《刻意》“故素也者……”注） 知识和模仿 老庄都反对社会上通常公认的那种圣人。
在先秦道家文献中，“圣人”一词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完全的人（按道家的标准），一个意义是有一切种类知识的人。
老庄攻击知识，因之也攻击这后一种圣人。
但是由上述可知，向郭没有反对那些是圣人的人。
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模仿圣人的人。
柏拉图生来就是柏拉图，庄子生来就是庄子。
他们的天资就像龙章风姿一样的自然。
他们就像任何一物一样的纯素。
他们写《理想国》、《逍遥游》，也若无事然，因为他们写这些东西，不过是顺乎自己的自然。
这个观点在向郭注中是这样阐明的：“故知之为名，生于失当，而灭于冥极。
冥极者，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
是故虽负万钧，苟当其所能，则忽然不知重之在身。
”（《养生主》“而知也无涯”注）如果按这个意义来理解知识，那么，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庄子，都不能认为是有任何知识。
只有那些模仿的人才有知识。
向郭似乎以为，模仿是错误的，他们有三个理由。
第一，模仿是无用的。
向郭注写道：“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性，与时变化而后至焉。
”（《天道》“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注）“学”就是模仿。
每件事物都在变。
每天都有新问题，新需要，碰到新情况。
我们应当有新方法来对付新情况，新问题，新需要。
即使是在已知的一瞬间，不同的人，其情况、问题、需要也各不相同。
他们的方法也一定不相同。
既然如此，模仿有什么用呢？ 第二，模仿是没有结果的。
向郭注告诉我们：“有情于为离、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有情于为贤圣而弗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
岂直贤圣绝远而离、旷难慕哉？虽下愚聋瞽及鸡鸣狗吠，岂有情于为之，亦终不能也。
”（《德充符》“庄子曰道与之貌……”注）某物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一物总不能是另一物。
第三，模仿是有害的。
向郭注又说，有些人“不能止乎本性
他们说：“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
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
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
……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
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
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大宗师》“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注） 社会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人类的需要都是经常变化的。
在某一时代好的制度和道德，在另一时代可能不好。
向郭注说：“夫先王典礼，所以适时用也。
时过而不弃，即为民妖，所以兴矫效之端也。
”（《天运》“围于陈蔡之间……”注） 又说：“法圣人者，法其迹耳。
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滞矣。
”（《胠箧》“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注） 社会随形势而变化。
形势变了，制度和道德应当随之而变。
如果不变，“即为民妖”，成为人为的桎梏。
新的制度和新的道德应当是自生的，这才自然。
新与旧彼此不同是由于它们的时代不同。
它们各自适合各自时代的需要，所以彼此并无优劣可言。
向郭不像老庄那样，反对制度和道德本身。
他们只反对过时的制度和道德，因为它们对于现实社会已经不自然了。
“有为”和“无为” 因此向郭对于先秦道家天、人的观念，有为、无为的观念，都做了新的解释。
社会形势变化了，新的制度和道德就自生了。
任它们自己发展，就是顺着天和自然，就是无为，反对它们，固执过时的旧制度和旧道德，就是人和人为，就是有为。
向郭注说：“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群，不得已之势也；旷然无情，群知之府也。
承百流之会，居师人之极者，奚为哉？任时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大宗师》“以知为时者……”注） 一个人在他的活动中，让他的自然才能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就是无为。
反之是有为。
向郭注说：“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
尽能在于自任。
……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
而惑者闻任马之性，乃谓放而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庄生之旨远矣。
”（《马蹄》“饥之渴之……”注）虽然这样批评，其实这些人对庄子的理解似乎并不是错得很远。
不过向郭对庄子的解释，的确是高明的创见。
向郭还对先秦道家的“纯素之道”做出了新的解释。
他们说：“苟以不亏为纯，则虽百行同举，万变参备，乃至纯也。
苟以不杂为素，则虽龙章风姿，倩乎有非常之观，乃至素也。
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质而杂乎外饰，则虽犬羊之鞹庸得谓之纯素哉！”（《刻意》“故素也者……”注） 知识和模仿 老庄都反对社会上通常公认的那种圣人。
在先秦道家文献中，“圣人”一词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完全的人（按道家的标准），一个意义是有一切种类知识的人。
老庄攻击知识，因之也攻击这后一种圣人。
但是由上述可知，向郭没有反对那些是圣人的人。
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模仿圣人的人。
柏拉图生来就是柏拉图，庄子生来就是庄子。
他们的天资就像龙章风姿一样的自然。
他们就像任何一物一样的纯素。
他们写《理想国》、《逍遥游》，也若无事然，因为他们写这些东西，不过是顺乎自己的自然。
这个观点在向郭注中是这样阐明的：“故知之为名，生于失当，而灭于冥极。
冥极者，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
是故虽负万钧，苟当其所能，则忽然不知重之在身。
”（《养生主》“而知也无涯”注）如果按这个意义来理解知识，那么，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庄子，都不能认为是有任何知识。
只有那些模仿的人才有知识。
向郭似乎以为，模仿是错误的，他们有三个理由。
第一，模仿是无用的。
向郭注写道：“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性，与时变化而后至焉。
”（《天道》“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注）“学”就是模仿。
每件事物都在变。
每天都有新问题，新需要，碰到新情况。
我们应当有新方法来对付新情况，新问题，新需要。
即使是在已知的一瞬间，不同的人，其情况、问题、需要也各不相同。
他们的方法也一定不相同。
既然如此，模仿有什么用呢？ 第二，模仿是没有结果的。
向郭注告诉我们：“有情于为离、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有情于为贤圣而弗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
岂直贤圣绝远而离、旷难慕哉？虽下愚聋瞽及鸡鸣狗吠，岂有情于为之，亦终不能也。
”（《德充符》“庄子曰道与之貌……”注）某物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一物总不能是另一物。
第三，模仿是有害的。
向郭注又说，有些人“不能止乎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