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五回 颁夏时于万国 作贡法均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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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根本办法，财政上才可以日有起色，绝无后患。
贡、赋两项，贡是万国诸侯来贡的；赋是王畿之内，政府直接叫百姓缴纳的。
诸侯之贡，只能作为赏赍诸侯之用，如朝觐之时，以甲国所贡赏乙国，乙国所贡赏丙国之类。
或者作为政府特别之用，如荆州所贡世茅，以供祭祀缩酒之类。
此种收入，只可作为临时费，不能作为经常费。
经常费的收入，还是以田赋为大宗，但是如何收法？年有丰歉，地有肥硗，多寡轻重，煞是问题。
臣愚以为百姓现在所种之田、所住之地。
所取材的山林、所取鱼的川泽，本来都不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都是天生的。
既然如此，他们哪里可以私占？应该统统都收归国有，不许人民私有。
凡人民要住屋、要种田、要取木材、要食鱼鳖，统统来问政府要，由政府颁给他，每年收他多少赋。
那么每年有多少收人，按册而稽，可以确有把握，即可以量人为出了。
” 说到此，季宁立起来驳他道：“土田山川，都是天之所生，以供给万民的。
现在统统都算国有，不准人民私有，这个道理恐怕说不过去。
还有一层，现在人民所有的田，虽说本来不是他自己制造的，但大半是他们披荆斩棘、辛苦艰难而得来。
或者祖宗相传，已历数世，一旦收归国有，岂不是近于豪夺吗？”轻玉道：“我看不然。
土地等系天之所生，国家亦是天之所立。
君天下者曰天子，明明是受天命而来治理的。
先帝虞舜有两句诗，叫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照这个意思说起来，岂但土地尽是国有，连他们人民的身体还是国家所有呢！况且土地国有，土地私有，两者的利害大相悬殊。
天之生人，五官四肢虽是相同，而智愚强弱万有不齐。
愚者不敌智者，强者不敌弱者，这是一定之理。
土地假使私有，则民间即可以买卖，那么智而强的人势必设法以吸收愚而弱者之土田，数百年之后，可以发生贫富两个阶级。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种不平的现象，最足以引起社会之不安宁，国家求其太平，难矣！若土地国有，由国家支配，每人耕田只有若干亩，每家住宅只有若干亩，智而强者，不能独多；愚而弱者。
不至独少，那么一切不平等之现象就可免了。
古圣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平法；古圣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就是均法。
除出这法之外，再要想求平均之法，恐怕没有呢。
至于现在他们所有的土田，亦不必一定去夺他，只要依政府所定之办法加以限制，或给以追认而已。
譬如政府所规定的办法，每人是田一百亩，住宅五亩。
他们如果不到此数，政府当然补足他，他们不但毫无损失，而且还有进益；如果他们所有不止此数，那么可以定一种土地收买法，由政府给他多少货币，以作代价，岂非不是豪夺吗！还有一法，并不必收买，将他所余之田暂时存记，等他子孙众多的时候平均摊给，岂不是更便利吗！”季宁道：“这个道理虽不错，但是人的心理总是自私自利的。
种自己的田，肯尽心尽力？假使不是自己的，是国家的，今朝分给我，明朝说不定分给别人，那么何苦尽心尽力，岂不是于收获有关系吗？”轻玉道：“不是如此。
土地虽属国有，但是耕种和居住不妨世袭。
譬如父死了，可以转给其子；子已有田，可以转给其孙，或转给其次子。
不是忽而给这人，忽而给那人的。
况且政府并无规定不许世袭的明文，并未限定耕种的日期。
他先怠情起来，那么他是惰农。
政府对于惰农应该有罚。
于他自己一无所利，何苦来呢？只有年老而独，无可承袭之人，政府才收回，另给他人，何至因此而惰呢？” 季宁道：“世界人口总是愈生愈多，一人必给他许多田地，恐怕将来人多地少，不敷分配，那么怎样？”轻玉笑道：“足下之计虑可谓深远矣。
但是照现在状况看起来，人满为患，恐怕至少要在几千年之后。
几千年之后如何情形，自有聪明圣哲的人会得设法变通补救，此刻何必鳃鳃过虑呢？”季宁道：“照足下这个方法，恐怕仍旧不能平均。
因为一家之中人口有多寡，体力有强弱，年寿有长短。
每人土田平均，那么人口多的，寿命长的，祖孙父子兄弟所受的田亩必多，和那单夫独妻寡弟少男的比较，进益总要增多，久而久之，岂不是仍有贫富等级吗？ ”轻玉道：“这个亦有章程规定，要等到他壮而有室了，才给以相当之田。
过了六十岁，他的田即须收归。
这样一来，相差自不会远了。
”施黯道：“田地国有，有这许多理，不错了。
名山、大川、林木、薮泽都要收归国有，有什么意思呢？” 轻玉道：“大概百姓有知识的少，无知识的多。
有远虑的少，只图目前的多。
山林、该泽等等如果任百姓自由去斩伐捕捉，将来势必至于有山皆童，无泽不竭，这是一定的趋势。
收归国有之后，山林、薮泽等每处设起官来，专理其事，何时准百姓去伐木，取薪；哪几种可取，哪几种不可取，取了之后，如何的设法补种，件件都有规则，那么材术才无匮乏之虞。
鱼鳖等亦然；何时可捕，何时可猎，都有定时。
网罟有禁，围猎有禁，都有规定，那么鱼鳖禽兽等肉才不可胜食了。
总之一国譬如一家，政府譬如一家之主，对于财产等应该有种种的统计，对于子孙家人等的生活应该有切实的指导，万不可一切听他们去乱干，只知道高坐室中，责他们的孝养侍奉，就算是个家主了。
鄙见如此，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听了，无不佩服。
土地国有这个议案总算成立。
但是土地收归之后，百姓每人应该给他多少田？每家住宅应该给他多少地？这个问题，又要讲座了。
大家商议结果，授田以一个人力耕所能来得及为标准，定为五十亩。
住宅以一家八口能容得下为标准，定为五亩。
一家八口，就是自身夫妇两个，上有二老，下有子女四人，以此最多数为计算。
但是住宅在城里，于耕种不便：在城外，那么城中太空，且不免种种不便。
后来又商议，将五亩划开来，半在城中，半在城外，听他们居处从便，亦可谓计虑周到了。
最后乃议到赋税之法。
究竟五十亩田，每年取他们多少税呢？施黯以为不妨从多，他说：“国家建设进行之事甚多，虽则多收他们几个，但是仍旧用在他们身上。
人君不拿来滥用，官吏不拿来中饱，就对得住百姓，百姓决不会怨的。
”季宁道：“这个万万不可。
建设事业，须循序渐进，不能于一朝之间百事俱举，那么只要平日节省一点，已足敷用。
况且现在土地已归国有，一切建设材料大半已不必购备，只须工食就够了。
但是人民对于国家的建设，都是自身切己的问题，就使每岁农事完毕之后，叫他们来做几日工，薄给他们一点工食，想来他们亦甚情愿，这是从事实上论来不必重赋的一个原因。
二层，天之生财，只有此数。
不在政府，即在百姓。
而在百姓，胜于在政府。
古人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句很不错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莫如藏富于民。
民富就是国富，民贫当然国贫。
譬如养牛求乳，养鸡求卵，牛、鸡肥，则乳卵自多；牛、鸡瘦，则乳卵必少。
这是从理论上说来，不应重赋的一个原因。
第三层，古人说：‘君子作法于谅，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这句话亦是很不错的。
现在圣君在上，我们这班人在这里办事，重赋收入，原是能够涓滴归公，实在用于建设。
但是后世为君者能否尽圣？为臣者能否尽贤？万一有不肖之人，假借建设之名，肆行搜括，藉口于我们，我们岂不是作俑之罪魁吗？这是从流弊一上说来不可重赋的一个原因。
” 夏禹听了，便说道：“不错不错。
应该轻，应该轻！依朕看来十分之中取他一分，何如？”杜业道：“十分取一，原是好的。
但是依臣看来，还应该加以变通，因为年岁是有丰歉的，国家的政费是有预算的。
年岁丰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不生问题。
假使年岁歉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他们要苦了，政费又发生影响了，这是应该预计到的。
所以臣的意思，收取总以十分之一为原则，而临时不妨有变通。
丰年或收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点五；歉岁或只收二十之一，或竟全蠲，此法不知可行否？” 大家商议一回，觉得此法亦未尽善。
因为丰歉是无定的。
年年多收，固然无问题。
假使年歉少收，或不收，则政费预算不免动遥而且调查估算，麻烦异常，一或不慎，浮收滥免，流弊丛生，亦不可不防。
展转讨论，后来决定一个办法，叫作校数岁之中以为常。
譬如十年之中，每年收获多少，将它加起来，以十除之，就是每年平均所收积之数。
在这个数目之中，十取其一，作为定额，不论丰歉，年年如此。
这个法则，叫作贡法。
因为十年之中，丰年也有，歉岁也有，平均计算，丰歉都顾到了。
夏朝一朝都是用此法，以为尽善尽美了。
但是此法，实在不善，后来有一个名叫龙子的批评它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因而不足，则必取盈焉。
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个批评，可谓确当。
但是当时立法之意，原想百姓丰年多储藏些，留为歉岁之补偿。
然而百姓虑浅，哪里肯如此？一到凶年，要照额收他，就不免怨恨。
这亦可见立法之难了。
贡、赋两项，贡是万国诸侯来贡的；赋是王畿之内，政府直接叫百姓缴纳的。
诸侯之贡，只能作为赏赍诸侯之用，如朝觐之时，以甲国所贡赏乙国，乙国所贡赏丙国之类。
或者作为政府特别之用，如荆州所贡世茅，以供祭祀缩酒之类。
此种收入，只可作为临时费，不能作为经常费。
经常费的收入，还是以田赋为大宗，但是如何收法？年有丰歉，地有肥硗，多寡轻重，煞是问题。
臣愚以为百姓现在所种之田、所住之地。
所取材的山林、所取鱼的川泽，本来都不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都是天生的。
既然如此，他们哪里可以私占？应该统统都收归国有，不许人民私有。
凡人民要住屋、要种田、要取木材、要食鱼鳖，统统来问政府要，由政府颁给他，每年收他多少赋。
那么每年有多少收人，按册而稽，可以确有把握，即可以量人为出了。
” 说到此，季宁立起来驳他道：“土田山川，都是天之所生，以供给万民的。
现在统统都算国有，不准人民私有，这个道理恐怕说不过去。
还有一层，现在人民所有的田，虽说本来不是他自己制造的，但大半是他们披荆斩棘、辛苦艰难而得来。
或者祖宗相传，已历数世，一旦收归国有，岂不是近于豪夺吗？”轻玉道：“我看不然。
土地等系天之所生，国家亦是天之所立。
君天下者曰天子，明明是受天命而来治理的。
先帝虞舜有两句诗，叫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照这个意思说起来，岂但土地尽是国有，连他们人民的身体还是国家所有呢！况且土地国有，土地私有，两者的利害大相悬殊。
天之生人，五官四肢虽是相同，而智愚强弱万有不齐。
愚者不敌智者，强者不敌弱者，这是一定之理。
土地假使私有，则民间即可以买卖，那么智而强的人势必设法以吸收愚而弱者之土田，数百年之后，可以发生贫富两个阶级。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种不平的现象，最足以引起社会之不安宁，国家求其太平，难矣！若土地国有，由国家支配，每人耕田只有若干亩，每家住宅只有若干亩，智而强者，不能独多；愚而弱者。
不至独少，那么一切不平等之现象就可免了。
古圣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平法；古圣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就是均法。
除出这法之外，再要想求平均之法，恐怕没有呢。
至于现在他们所有的土田，亦不必一定去夺他，只要依政府所定之办法加以限制，或给以追认而已。
譬如政府所规定的办法，每人是田一百亩，住宅五亩。
他们如果不到此数，政府当然补足他，他们不但毫无损失，而且还有进益；如果他们所有不止此数，那么可以定一种土地收买法，由政府给他多少货币，以作代价，岂非不是豪夺吗！还有一法，并不必收买，将他所余之田暂时存记，等他子孙众多的时候平均摊给，岂不是更便利吗！”季宁道：“这个道理虽不错，但是人的心理总是自私自利的。
种自己的田，肯尽心尽力？假使不是自己的，是国家的，今朝分给我，明朝说不定分给别人，那么何苦尽心尽力，岂不是于收获有关系吗？”轻玉道：“不是如此。
土地虽属国有，但是耕种和居住不妨世袭。
譬如父死了，可以转给其子；子已有田，可以转给其孙，或转给其次子。
不是忽而给这人，忽而给那人的。
况且政府并无规定不许世袭的明文，并未限定耕种的日期。
他先怠情起来，那么他是惰农。
政府对于惰农应该有罚。
于他自己一无所利，何苦来呢？只有年老而独，无可承袭之人，政府才收回，另给他人，何至因此而惰呢？” 季宁道：“世界人口总是愈生愈多，一人必给他许多田地，恐怕将来人多地少，不敷分配，那么怎样？”轻玉笑道：“足下之计虑可谓深远矣。
但是照现在状况看起来，人满为患，恐怕至少要在几千年之后。
几千年之后如何情形，自有聪明圣哲的人会得设法变通补救，此刻何必鳃鳃过虑呢？”季宁道：“照足下这个方法，恐怕仍旧不能平均。
因为一家之中人口有多寡，体力有强弱，年寿有长短。
每人土田平均，那么人口多的，寿命长的，祖孙父子兄弟所受的田亩必多，和那单夫独妻寡弟少男的比较，进益总要增多，久而久之，岂不是仍有贫富等级吗？ ”轻玉道：“这个亦有章程规定，要等到他壮而有室了，才给以相当之田。
过了六十岁，他的田即须收归。
这样一来，相差自不会远了。
”施黯道：“田地国有，有这许多理，不错了。
名山、大川、林木、薮泽都要收归国有，有什么意思呢？” 轻玉道：“大概百姓有知识的少，无知识的多。
有远虑的少，只图目前的多。
山林、该泽等等如果任百姓自由去斩伐捕捉，将来势必至于有山皆童，无泽不竭，这是一定的趋势。
收归国有之后，山林、薮泽等每处设起官来，专理其事，何时准百姓去伐木，取薪；哪几种可取，哪几种不可取，取了之后，如何的设法补种，件件都有规则，那么材术才无匮乏之虞。
鱼鳖等亦然；何时可捕，何时可猎，都有定时。
网罟有禁，围猎有禁，都有规定，那么鱼鳖禽兽等肉才不可胜食了。
总之一国譬如一家，政府譬如一家之主，对于财产等应该有种种的统计，对于子孙家人等的生活应该有切实的指导，万不可一切听他们去乱干，只知道高坐室中，责他们的孝养侍奉，就算是个家主了。
鄙见如此，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听了，无不佩服。
土地国有这个议案总算成立。
但是土地收归之后，百姓每人应该给他多少田？每家住宅应该给他多少地？这个问题，又要讲座了。
大家商议结果，授田以一个人力耕所能来得及为标准，定为五十亩。
住宅以一家八口能容得下为标准，定为五亩。
一家八口，就是自身夫妇两个，上有二老，下有子女四人，以此最多数为计算。
但是住宅在城里，于耕种不便：在城外，那么城中太空，且不免种种不便。
后来又商议，将五亩划开来，半在城中，半在城外，听他们居处从便，亦可谓计虑周到了。
最后乃议到赋税之法。
究竟五十亩田，每年取他们多少税呢？施黯以为不妨从多，他说：“国家建设进行之事甚多，虽则多收他们几个，但是仍旧用在他们身上。
人君不拿来滥用，官吏不拿来中饱，就对得住百姓，百姓决不会怨的。
”季宁道：“这个万万不可。
建设事业，须循序渐进，不能于一朝之间百事俱举，那么只要平日节省一点，已足敷用。
况且现在土地已归国有，一切建设材料大半已不必购备，只须工食就够了。
但是人民对于国家的建设，都是自身切己的问题，就使每岁农事完毕之后，叫他们来做几日工，薄给他们一点工食，想来他们亦甚情愿，这是从事实上论来不必重赋的一个原因。
二层，天之生财，只有此数。
不在政府，即在百姓。
而在百姓，胜于在政府。
古人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句很不错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莫如藏富于民。
民富就是国富，民贫当然国贫。
譬如养牛求乳，养鸡求卵，牛、鸡肥，则乳卵自多；牛、鸡瘦，则乳卵必少。
这是从理论上说来，不应重赋的一个原因。
第三层，古人说：‘君子作法于谅，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这句话亦是很不错的。
现在圣君在上，我们这班人在这里办事，重赋收入，原是能够涓滴归公，实在用于建设。
但是后世为君者能否尽圣？为臣者能否尽贤？万一有不肖之人，假借建设之名，肆行搜括，藉口于我们，我们岂不是作俑之罪魁吗？这是从流弊一上说来不可重赋的一个原因。
” 夏禹听了，便说道：“不错不错。
应该轻，应该轻！依朕看来十分之中取他一分，何如？”杜业道：“十分取一，原是好的。
但是依臣看来，还应该加以变通，因为年岁是有丰歉的，国家的政费是有预算的。
年岁丰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不生问题。
假使年岁歉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他们要苦了，政费又发生影响了，这是应该预计到的。
所以臣的意思，收取总以十分之一为原则，而临时不妨有变通。
丰年或收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点五；歉岁或只收二十之一，或竟全蠲，此法不知可行否？” 大家商议一回，觉得此法亦未尽善。
因为丰歉是无定的。
年年多收，固然无问题。
假使年歉少收，或不收，则政费预算不免动遥而且调查估算，麻烦异常，一或不慎，浮收滥免，流弊丛生，亦不可不防。
展转讨论，后来决定一个办法，叫作校数岁之中以为常。
譬如十年之中，每年收获多少，将它加起来，以十除之，就是每年平均所收积之数。
在这个数目之中，十取其一，作为定额，不论丰歉，年年如此。
这个法则，叫作贡法。
因为十年之中，丰年也有，歉岁也有，平均计算，丰歉都顾到了。
夏朝一朝都是用此法，以为尽善尽美了。
但是此法，实在不善，后来有一个名叫龙子的批评它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因而不足，则必取盈焉。
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个批评，可谓确当。
但是当时立法之意，原想百姓丰年多储藏些，留为歉岁之补偿。
然而百姓虑浅，哪里肯如此？一到凶年，要照额收他，就不免怨恨。
这亦可见立法之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