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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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行动。
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
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地发挥了。
程朱的“理”的观念的起源 第八章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
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
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
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
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
这样做的主要有两个思想家，就是程颐、朱熹。
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
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
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
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
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
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
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理”的观念。
当然，直接刺激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
前一章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
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
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
假定一朵花和一匹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
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观念。
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
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
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
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
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
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且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
邵雍以为，伏羲画卦之前，《易》早已存在。
“二程”中有一位说：“尧夫（邵雍的号。
——引者注）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
’这个意思古原未有人道来。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这种理论与新实在论者的理论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
程颐的“理”的观念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别。
这个区别，程朱分得很清楚。
程朱，正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
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
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
原理，即他们所说的“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
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
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
“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
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
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
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着。
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
元来依旧。
”程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
它“冲漠无朕”，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它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
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
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
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地发挥了。
程朱的“理”的观念的起源 第八章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
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
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
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
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
这样做的主要有两个思想家，就是程颐、朱熹。
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
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
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
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
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
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
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理”的观念。
当然，直接刺激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
前一章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
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
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
假定一朵花和一匹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
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观念。
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
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
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
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
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
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且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
邵雍以为，伏羲画卦之前，《易》早已存在。
“二程”中有一位说：“尧夫（邵雍的号。
——引者注）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
’这个意思古原未有人道来。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这种理论与新实在论者的理论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
程颐的“理”的观念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别。
这个区别，程朱分得很清楚。
程朱，正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
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
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
原理，即他们所说的“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
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
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
“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
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
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
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着。
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
元来依旧。
”程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
它“冲漠无朕”，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它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
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