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母亲的陶碗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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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静第一次翻开母亲的陶艺笔记,是在十八岁生日那天。

    梅雨季的潮湿渗进阁楼木板缝,把那本用蓝布包裹的笔记本泡得发胀,纸页边缘蜷曲如老陶碗的豁口。

    她蹲在落满蛛网的楼梯间,指尖刚触到封皮上“李桂兰”三个字,就有细小的泥粉簌簌掉落——那是母亲年轻时的名字,如今只在市集摊位的吆喝声里,被唤作“老郭家的”。

     笔记的第一页用铅笔写着“粗陶碗成本核算”,字迹娟秀得不像终日与泥料打交道的手。

    郭静凑近窗缝透进的微光,看见母亲用不同颜色的线头标注数据:土黄色棉线勾出“黏土0.5斤/碗”,靛蓝丝线缀着“釉料钱0.12元”,最后用红毛线在页脚打了个死结,写着“售价需≥1.2元”。

    那是1987年的物价,一碗阳春面才卖两毛五。

     “看什么呢?”母亲的声音突然从楼梯口传来,木屐底蹭过青石板的声响让郭静想起窑炉里陶坯开裂前的微颤。

    她慌忙把笔记本塞进床底旧木箱,却在盖上箱盖前瞥见最后一行字:“若想做星子碗,需偷藏三分金砂——但生计要紧,此页撕毁。

    ” 母亲的陶碗永远有统一的口径和厚度。

    郭静小时候总蹲在拉坯机旁,看母亲的手掌像圆规般旋转,泥坯在她掌心隆起的老茧下渐渐成形。

    “碗底要厚三分,盛热汤才不会烫手。

    ”母亲说着,用竹刀在碗底刻下三道浅痕,“这是给张屠户家定做的,他婆娘要坐月子,得用结实碗。

    ” 市集上的陶碗摊位是母亲的战场。

    她总把郭静打扮成招财童子,坐在堆成小山的粗陶碗后,自己则举着豁口碗演示:“看这胎质,敲起来当当响!”有次隔壁摊位的瓷器贩子笑她碗底厚得能砸核桃,母亲抄起一只碗就往石板上磕,釉面迸裂的纹路竟像极了冬日窗上的冰花。

    “厚?”她把碎碗片塞到那人手里,“你家婆娘喝鸡汤时,是要碗底先烫穿还是咋地?” 郭静十二岁那年,母亲接了笔急单——给镇上酒厂做两百个酒坛。

    连续半个月,窑炉昼夜不熄,母亲的手被陶土磨出一层又一层硬茧。

    某个深夜,郭静被咳嗽声惊醒,看见母亲正借着月光检查酒坛,每只都要倒扣在石板上敲三下,“当当当”的声响里,她听见母亲用方言念叨:“一响二闷三裂纹,这只可惜了。

    ” 那只“可惜了”的酒坛被母亲藏在柴房角落。

    郭静偷偷去看,发现坛口有道极细的冰裂纹,像新月落在釉面。

    她用指尖描着纹路,忽然明白母亲为何总在深夜对着窑炉叹气——那些被她亲手判了“死刑”的次品,裂纹里藏着月光的形状。

     “学捏碗先学算账。

    ”母亲把算盘拍在郭静面前时,她正在美院读大二。

    笔记本上画满了变形的月亮,而母亲用红铅笔在空白处列公式:“釉料成本÷烧制成功率=单件损耗”。

    郭静赌气用陶土捏了只方碗,母亲抄起篾条就打:“方碗盛饭要撒!你外婆教我时说,陶土是泥巴,更是肚皮,别尽整些天上的星星!” 篾条落在手背的瞬间,郭静想起七岁那年窑炉炸裂的陶碗。

    母亲当时正用布巾擦着合格品,火星溅到她围裙上烧出个洞,她却头也不抬:“碎了就碎了,再和三斤泥。

    ”可郭静分明看见,母亲半夜偷偷把那些碎陶片埋在老槐树底下,月光照着她的背影,像给碎陶片镀了层金边。

     笔记的第37页夹着张泛黄的糖纸。

    郭静对着光看,糖纸背面用指甲刻着朵未开的兰花——那是母亲年轻时的签名样式。

    旁边是密密麻麻的数字:“粗